全球在大變局中將進入高成本時代

　　劉元春

　　核心觀點

　　●在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智慧。因此在解決未來兩個變局加速期、關鍵期的很多問題時，可能需要一些創新型的智慧，對于世界通脹的這種認識也可能處于一個知識更新、預測范式革命的階段。

　　●人類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大時代，這個大時代不僅僅是逆全球化的時代、地緣政治惡化的時代，同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又是一個高成本時代。

　　●我們在思考世界問題時首先要看到大趨勢，以及大趨勢背后的推動力，要看到中國在大趨勢中的戰略格局。

　　疫情帶來的全球通貨膨脹給學界提出了新挑戰

　　新冠疫情帶來的大停滯和隨之而來的全球性通貨膨脹給宏觀經濟學界提出了強烈的挑戰。一方面，按照以往所有宏觀預測模型和方法，都沒有預測到當前的通脹形勢。這次全球通脹特別是歐美通脹、發達國家通脹基本具有超預期性，超越了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前期所有的宏觀模型所做的價格預測。從傳統的奧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線看，經濟增長、失業與通脹間的關系明顯發生了很大的偏差，即使在短期，失業與通貨膨脹率也不處于同一條曲線下。這里就暗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傳統的推論：疫情沖擊產生了強烈的結構性沖擊和預期性的大調整。因此專家預測出現群體性偏誤，這使得我們需要對傳統理論進行思考。

　　另一方面，如何解決這種預測失誤，如何探究當前通脹的形勢和根源，學界沒有共識，分歧很大。西方經濟學者之間的大爭論，以及歐洲學者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學者間的大爭論，這種爭論表現為這些問題：當前通脹帶來的沖擊是否是短期性的？疫情是核心原因還是過量的刺激政策是核心原因？疫情之后通貨膨脹的基本模式就會回歸到過去的常態？當前沖擊會不會由結構性的沖擊轉換成非結構性沖擊，特別是在預期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這兩年對于通脹研究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在于，大家對于預期性通貨膨脹進行了異質性的構造，這種構造出現了很奇特的現象——不同行為主體的預期是不一樣的，不同行為主體對于總體通貨膨脹預期的作用也不一樣。最近的實驗表明，專業經濟學家預測當前全球通貨膨脹在3.7%左右，但是對幾千名企業家的抽樣調查得出的全球通脹預期是4.1%，對普通居民調查得出的通脹預期是4.7%。最后發現，專家最不準，老百姓最準。這里面凸顯了幾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不同行為主體對于通脹預期的作用方式是什么？以及在整個通脹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在以往，專家的通脹預期很重要，比如美聯儲的點陣圖就是由宏觀經濟學專家們所做出的對于未來的預測和對于利率的判斷。通過對各個央行高級經濟學家的預測統計發現，他們有系統性偏誤，但最新發現老百姓的預測和預期很準，最準的是婦女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原因是婦女經常要做家務，經常購物，她們對很多經常購買的物品的價格變化非常敏感，并且對這些物品的變化也非常關注。因此經濟學家們在疑惑，為什么常態下專家的作用很大，非常態下居民作用很大，很多團隊也在研究這個很有趣的問題。

　　另一個很重要的成果叫做“通脹自我實現機制”。通俗講就是，人們認為要通脹了，就有可能真的來通脹了。根據這個理論，如果讓老百姓天天感受到通脹的壓力，媒體天天宣揚通脹的狀況，有可能世界真的就會迎來通脹。因此一些專家建議央行應該跟老百姓進行更好的溝通，說服他們相信通脹不會變。這個研究成果很可能把傳統經濟學中“預期”這個黑匣子打開，透視清楚通脹預期發生結構性變化的規律。

　　當然，在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智慧。因此在解決未來兩個變局加速期、關鍵期的很多問題時，可能需要一些創新型的智慧，對于世界通脹的這種認識也可能處于一個知識更新、預測范式革命的階段。至少在這樣一種變局階段、大時代階段，我們需要有更好的研究和專業的態度才能夠看得清未來。

　　當前通貨膨脹的歷史相似性與全球進入高成本時代

　　現在美國和歐元區的物價水平，都是創了近三十年的新高。歷史的輪回會不會重現？我們經常說歷史雖然會重現，但穿的是不一樣的衣服，踏著不同的旋律，遵循不同的邏輯。這一輪俄烏戰爭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與當年中東戰爭導致的能源危機以及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初的發達國家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好像有相似之處。從表象來看，新冠疫情大流行導致的社會大停擺是這次通脹發生的核心誘因，也是一個表象特征。這個表象特征來源于新冠疫情沖擊產生的供需兩端的不平衡，與常態狀況下完全不一樣。社會全面停擺后，供給和需求出現了深度下滑，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國家都在進行天量救助，采取非常規政策。比如歐美大量非常規政策惠及家庭、中小企業，從而使很多家庭的收入沒有減少，從而使美國在2020年、2021年整體消費沒有下降，這是在其他國家很難見到的一點。美國的消費還在持續增長，但供給出現斷裂，如果疫情得到全面控制，需求就會井噴式出現，被疫情抑制的各種需求會大幅爆發。但由于供給瓶頸、地緣政治和各種勞動力市場的變異，供需兩端恢復的速度完全不匹配，從而導致目前價格水平大幅度上漲的狀況。

　　事實上，如果深究，沒有這場疫情，世界會怎樣演變？我想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人類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大時代，這個大時代不僅僅是逆全球化的時代、地緣政治惡化的時代，同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又是一個高成本時代：

　　第一，人類即使擺脫新冠疫情的沖擊，病毒與人類共存，但新冠一定會給人類增加防護成本、健康成本，這個成本就像“9·11”恐怖主義直接導致全球安保成本急劇上漲，雖然這些成本在核算角度有些是GDP的收益，但大家一定要認識到，這就是一種成本。如果沒有新冠疫情，我們不會支付這些，不會有大量的物資、人力進行這些領域的生產和服務。

　　第二，逆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導致的，而是整個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產物。中美貿易沖突直接使各個國家對于傳統分工體系，也就是過去30年以垂直分工為主體的供應鏈價值鏈的構建進行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須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單純的效率。所以，各個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內部大循環，都在對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制定“備胎”計劃。因此我們一定會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構，全球供應鏈會短變寬，各種“備胎”計劃會源源不斷推出。這些舉措一定會導致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所以，即使疫情停止，也會看到逆全球化的現象不會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國博弈中加速，這個加速會導致各國生產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協定》之后，各國簽訂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可視門鈴標協議直接使全球進入了綠色轉型的新時代。綠色轉型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將過去各種亂排放、大量排放通過成本顯化進行技術替代，減少對全球氣候的干擾。因此所有的綠色轉型首先是一個成本概念，之后才是一個技術創新概念人臉識別門禁，然后才是一個綠色轉型之后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基本實現的過程中，很明顯的就是綠色成本會大幅上揚，很多國家綠色金融的增長速度都是兩位數，很多國家把這項指標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政績，但是這表明世界經濟的成本在急劇增長。

　　第四，地緣政治惡化。人類在過去幾十年里，戰爭逐步減少時，大國之間的博弈、區域之間沖突已經成為常態化，因此地緣政治帶來了防務成本的增長。雖然防務成本增長有可能在短期會成為GDP，但是大量的防務成本特別是戰爭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類的負擔，而不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第五，高債務時期。如果按照現有的產權格局承認債務的必須償還性，那就必須想一想解決辦法。人類歷史上解決債務很重要的兩種方法，一是大危機，通過破產來解決債務關系。二是大通脹，國家通過大規模發鈔票，通過征收通貨膨脹稅來解決政府的債務。

　　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就大致可以導出一個結論：人類在未來一段時期將在這種大變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時期。這種高成本，一方面會形成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會轉換成通貨膨脹，這是我們必須要從根本邏輯去體會的。

　　中國在大趨勢中的戰略格局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來思考中國的戰略定位，就會得到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可能充滿希望的結論。為什么呢？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世界的創新中心，在整個供應鏈上有著獨特地位。面對未來高成本和高通脹的時代，它的戰略定位又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對于我們來講，很可能是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簡單講，俄羅斯現在12%的通貨膨脹，歐洲5.8%的通貨膨脹，美國7.9%的通貨膨脹，土耳其、南非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而我們的通貨膨脹依然維持在2%。在這種競合關系中，中國的出口仍然會維持欣欣向榮的局面，中國超大市場經濟體將進一步發揮它的作用，這是我們進行戰略性考慮時必須關注的。當然還有很多戰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于結構性的沖擊，要考慮這種通脹過程對于困難群體的沖擊以及如何加強對他們的保護。我們在思考世界問題時首先要看到大趨勢，以及大趨勢背后的推動力，要看到中國在大趨勢中的戰略格局。(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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